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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梦人——张传友

遗失的梦,可否再追寻……

 
 
 

日志

 
 

【转载】学校德育的三大系统  

2015-01-24 22:56:00|  分类: 师之心声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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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校德育要思考的是培养什么样的人以及如何培养的问题。众所周知,国人素质之差已经举世闻名,从去年埃及神庙“到此一游”的涂鸦到刚刚发生不久的泰航中国乘客大闹机舱,此类事件不绝于耳,令人羞愧。这些事件的主角,都曾是学校的学生,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要反思,为什么我们教育出来的学生,其公民素养与现代文明社会出现这样的反差?症结在哪里?

毋庸置疑,学校德育应为此承担责任。今天的学校德育,形式主义多,说教多,假大空多,学生体验活动少,行政组织多,学生自发驱动少,多元评价少,德育实效性差。新时期的学校要真正现代化,走向未来,须构建德育的三大系统。

学生行为规范系统

有几个问题需要厘清。学生校园规范应该简单还是复杂?培养学生行为规范应该着重奖励还是惩罚?执法者以教师为主还是学生为主?

有人认为,学生行为规范系统应简化,因为,条文太多学生根本记不住。因此,列出一些学生行为的底线即可,其余则教师灵活掌握。问题在于,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不完善的规则弊端很快就会显现出来。正所谓,法无禁止皆可为。当我们对违纪学生进行处罚时,学生及其家长为了减轻处罚,一定会要求学生拿出处罚的依据,这其实是合理的要求。我们提倡依法治国,当然也要依法治校。今天,在上海深圳这样一些民众维权意识强的城市,学校常常要聘请常年法律顾问,来应对学校发展过程中的各项问题,其中也包括与家长和学生之间的矛盾纠纷。从法律工作者的角度来看,学校的规章制度当然是越完善越好。国际学校的做法可以给我们借鉴,每一名新生入学之初,都会拿到一本几十页甚至上百页的学生手册,里面有相当多的篇幅就是关于校园规则的,学生和其监护人通常必须签字认可之后方能正式注册,就如同今天我们下载安装软件时都要同意协议一样,这是现代学校的通行做法。

低年级教师非常喜欢用奖励来刺激学生的行为,但是心理学家发现,奖励常常蕴含着负能量。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家马克·莱珀带领的团队做过一个实验。他们在一所学校选取两组学生,让他们画画。一组学生被告知,如果他们画画,会得到一枚“好孩子”奖章,另一组则没有任何奖励。几周之后,莱珀团队回到学校,又向孩子分发绘画材料,让他们画画。却发现,那些之前得到过奖章的学生画画的时间比另一组明显短得多。类似的实验有很多,结果大同小异。对此的解释是:奖励其实是在鼓励孩子表现得并不喜欢画画,因此才需要外界的刺激,这样,即便本来对画画还有一些兴趣的学生,也真的感觉自己不喜欢画画,当外在的奖励取消时,画画的动力便大为减少。因而,尽管尽管通过树立榜样进行正面强化比对错误行为进行简单批评来得有效,我们在运用奖励时仍旧要谨慎,尤其是那些只有短期效果为正长期效果为负的奖励,我们更是要慎用。

有一些学生在执法时喜欢让学生参与,美其名曰学生自主管理。例如有一所学校校园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便是,课间会有学生巡查队,佩戴红袖章,排成一列,在校园里巡逻。二十世纪心理学的一个重大成果表明,人类总是要致力于使自己的行为与认知保持一致,例如做错了事总是要找借口,与他人发生冲突总认为是他人的问题等。简而言之,也就是知行合一。认知影响行为,反过来,行为也会影响认知。在著名的斯坦福囚徒实验中,囚徒和狱卒都由志愿者担任,但一周不到,实验就被迫中止,因为那些深深陷入角色的“狱卒”对“囚徒”使用了越来越激烈的暴力惩罚措施。学生执法对那些担任“纪律委员”的学生是不公平的,因为他们在履行职务的过程中,会为自己的行为寻求解释,于是倾向于认为那些违反纪律的学生是罪有应得,从而得到心理上的平衡。学校执法应有专门的机构,国外学校的通行做法是有一个学生处主任专门管理学生的行为,根据规章制度对违规现象进行处罚。处罚也非常人性化,从静坐反思到参加社区公益,从停课反省到停学回家,都有具体规定。且有法必依,执法必严。

学生支持与服务系统

2010年,一位并不为大家熟悉的中国人张磊宣布向耶鲁大学管理学院捐赠888.8888万美元,成为热点新闻。张磊1989年以河南省高考状元身份进入中国人民大学读国际金融,后于1998年申请进入耶鲁大学管理学院读研究生。网络上对张磊的捐款行为有各种评论,有很多人质疑,张磊事业成功之后,为什么选择捐赠的不是中国人民大学,而是耶鲁?

张磊从耶鲁毕业后,回到中国成立了高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而启动资金正来自耶鲁的捐赠基金的3000万美元,高瓴,依靠独特的投资理念,张磊的公司先后投资了如腾讯、京东商城、大润发、蓝月亮、去哪儿等知名公司,获得巨额回报,如今,他的运营资产已达到上百亿美元。张磊向耶鲁捐赠的一个最重要原因是,他认为耶鲁管理学院改变了他的一生,他在耶鲁学到了很多东西,不仅仅是金融或企业家精神,还有给予的精神。

这里就必须介绍美国大学的理念,他们对其学生的关怀与照顾可以用无微不至来形容。有一位留美学生对此是这样描述的:

如果你申请大学之前想到该大学看看,招生办公室会有专人接待,安排你直接体验学生生活,在学生宿舍住一晚上,在学生食堂吃饭,到教室旁听课程,到图书馆和实验室参观等等;你刚收到录取通知书,你所在地的校友联谊组织马上会组织聚会,安排与当地校友见面;上大学后如果你设想将来学医,学校会安排你假期在某位当医生的校友家住一个星期,白天带你到诊所旁听,到医院参观,晚上带你去听音乐会,去游览;毕业后找工作,学校会鼓励各地校友会协助;如果你毕业后从事低收入的社会公益活动,你的学生贷款可以延期回付甚至被减免;你毕业后无论到哪里工作,校友联谊会无处不在;甚至将来你的子女申请你的母校,还会有特别的优待,即所谓Legacy preferences。经过这种长期的感化和洗脑,自然而然会对母校心存感激,待机回报。

与之相比,中国大学对学生的人文关怀就相差太多,中国学生从学校毕业时,往往是一种空虚失落乃至释放压抑的心态。西方学校的学生进入学校所拿到的学生手册中有相当多的篇幅就是支持与服务系统的内容,学生在学校里可能遇到的各种问题几乎都可以从这本手册中找到解答,无论是选课还是住宿,无论是贷款还是实习,学校都尽可能为学生提供各种支持与帮助。

人格系统

对学生而言,学校只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且未必是最重要的那部分。有人分析影响学生成长的因素有三个,分别为家庭、社会和学校,而三者的比例大约为702010。因此,学校的力量其实是有限的,对学生成长其关键作用的是家庭,学生的人格形成大都是在家庭中完成的,我们没有必要将学校的作用夸大。

在人的一生中,有四个重要的舞台,分别是学校、家庭、职场与社会。如果问哪个舞台最重要,可能答案莫衷一是,如果问哪一个最不重要,那么,学校可能是最佳答案。有许多事例表明,学生在学校尤其是中小学的表现与其毕业之后在职场与社会的表现有很大的反差。事实上,我们看到,有很多孩子在学校和家庭里的表现就是很不一致的。一位小学教师说,她班级的一名学生在学校里劳动十分积极,每天都主动打扫班级卫生,可是回到家之后却什么事情都不做,连书包都要奶奶帮着整理。只能说,学校的评价体系出现了重大问题。

长期以来,高一层次的学校在选拔人才时,只看重学生在学校舞台上的表现,而是还是十分片面的应试成绩,却几乎不考虑他们在另三个舞台上的表现。而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学校选拔学生时,着眼点却是职场与社会这两个舞台,招生官根据学生在学校和家庭舞台上的表现对其未来在职场与社会的成就做出预测,最终决定该录取什么样的学生。这也是为什么有些中国的“状元”或者英语标准化的满分获得者常常被美国优秀大学拒绝的原因。

美国常青藤大学近年来的录取率持续走低,往往只有几个百分点。要知道,申请这些学校的学生都是自认为具备录取实力的,至少在学术能力上如此。因而,大学招生官在筛选申请者时已经基本不太看成绩,而是关注其人格,包括有什么兴趣特长,情商如何,有没有领导力,境界与格局怎样,意志是否坚定等等。这样一种人才的评价制度往往能够让学校从众多竞争者中选择到最有潜力成为未来优秀人才的学生,其科学性值得我们借鉴。

在这样的评价体系下,基础教育阶段的学校就自然将学生人格培养作为学校的重要目标,在各学科中全面覆盖与渗透。例如,我们的学科教学总是将知识传授作为重要乃至惟一的目标,但是,假如将知识学习作为载体,以培养学生创新力、批判性思维、科学探究精神以及团队合作能力等作为核心目标,我们的整个课程生态都要有重大革新。

有人说,人品是最高的学历。我要说,人格是最重要的课程。学校德育的人格系统是否凸显与完备,应当是优秀学校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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